联合国最佳旅游乡村发展思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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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国最佳旅游乡村发展思考

2025-10-28 1 返回列表

2025 年 10 月，联合国旅游组织揭晓了年度 “最佳旅游乡村” 名单。浙江省荻港村、江苏省东罗村、贵州省黄岗村和四川省基卡依村成功入选，让中国入选总数攀升至 19 个，位居全球首位。这一数字背后，不仅是世界对中国乡村生态之美、文化之韵的认可，更彰显了中国将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与乡村振兴战略、旅游高质量发展目标进行创造性融合的实践智慧。

一、全球议程与中国战略的同频共振

联合国旅游组织于 2021 年发起 “最佳旅游乡村” 评选，旨在通过旅游促进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，表彰在培育农村地区、保护景观与文化多样性、传承当地价值观等方面的领先村庄。

其评选标准涵盖九大领域近百个小项，核心围绕文化和自然资源保护、经济可持续性、社会包容性、生态可持续性、旅游价值链整合等关键维度，构建了一套立体式的乡村发展评价体系。

这一全球议程与中国的发展战略形成了天然契合。十八大以来，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，明确提出 “产业兴旺、生态宜居、乡风文明、治理有效、生活富裕” 的总要求；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 的发展理念，更是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落到实处。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目标，则强调以文塑旅、以旅彰文，推动文旅深度融合，实现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相统一。

中国 19 个 “最佳旅游乡村” 的成功，本质上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中国乡村土壤上的本土化实践。这些村庄既严格对标国际评选标准，在生态保护、文化传承、社区参与等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；又深深扎根中国国情，将旅游发展与脱贫攻坚成果巩固、城乡融合发展、共同富裕等国家目标紧密结合。例如，湖南十八洞村通过旅游开发实现了从贫困苗寨到 “最佳旅游乡村” 的蝶变，村民人均年收入从 2013 年的 1668 元增长至 2024 年的 23500 元，生动诠释了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的中国方案。

这种同频共振并非偶然，而是中国主动融入全球治理、以本土实践回应全球议题的必然结果。联合国旅游组织将 2025 年颁奖仪式首度放在中国，正是对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标杆意义的认可，也让中国乡村成为世界观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窗口。

二、中国 “最佳旅游乡村” 的实践密码

19 个入选乡村覆盖 14 个省（区、市），从烟雨江南到多彩西南，从高原藏寨到平原村落，地貌形态多样，发展模式各异，但都蕴含着相通的成功密码，即坚持生态为基、文化为魂、产业为脉、治理为要，实现了多重价值的有机统一。

（一）生态优先：守护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底色

“最佳旅游乡村” 的评选中，生态可持续性是核心考核指标之一，而中国乡村的实践则将 “保护优先” 的理念贯穿始终。这些村庄普遍坚守生态底线，避免盲目开发，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。

贵州黄岗村拥有 85% 的森林覆盖率，2300 亩梯田沿山铺展，双溪过村、古井串寨，完整保留了侗族先民 “依山傍水而居、顺天应时耕作” 的生存智慧。村庄严格限制建筑密度和游客承载量，禁止使用化肥农药，守护着香禾糯等传统作物的生长环境，也让这片绿水青山成为吸引游客的核心资源。2024 年，黄岗村接待游客 3.68 万人次，旅游收入达 1664.1 万元，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。

四川基卡依村紧邻世界自然遗产 “大熊猫栖息地” 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，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。村庄依托高原立体农业生态系统，发展生态观光、康养度假等业态，同时建立严格的生态保护机制，村民自发参与巡山护林、野生动物保护，让 “云端藏寨” 的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旅游优势。

江南水乡的荻港村则以桑基鱼塘系统诠释了生态循环的智慧。作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，桑基鱼塘构建了 “桑养蚕、蚕结茧、茧缫丝、丝织绸、蚕沙养鱼、塘泥肥桑” 的良性循环体系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 “良性循环典范”。村庄围绕这一生态奇观，开发了农事体验、科普研学等项目，让游客在感受江南水乡美景的同时，领略传统生态智慧的当代价值。

从黄岗村的森林梯田到基卡依村的高原生态，从荻港村的桑基鱼塘到浙江余村的 “两山” 实践，这些村庄证明：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乡村旅游的最大财富、最核心的竞争力，只有守住生态底线，才能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。

（二）文化铸魂：激活乡土文明的当代价值

文化多样性是 “最佳旅游乡村” 的另一核心评价维度，中国乡村的成功在于不只是简单保护文化遗产，更注重挖掘其当代价值，实现活态传承。19 个入选乡村都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，且通过创新转化，让传统文化成为旅游发展的核心吸引力。

黄岗村是一座有着 800 余年历史的侗族古村落，374 栋榫卯结构吊脚楼沿山铺展，5 座鼓楼如星辰散落，侗族大歌、蜡染、刺绣等非遗技艺代代相传。村庄没有将文化遗产束之高阁，而是将其转化为可体验的旅游产品：游客可以参与香禾糯收割、跟随村民学习蜡染技艺、在鼓楼聆听侗族大歌，感受原生态的侗寨生活。这种活态传承不仅让传统文化得以延续，更让村民在文化传播中获得自豪感和收入，5 年间村民人均年收入从 3200 元跃至 18000 元。

四川基卡依村地处藏羌彝文化走廊核心地区，22 座古碉楼与藏式民居凝结着多民族智慧。村庄开创 “古碉 + 民宿” 融合发展新模式，推出沉浸式文旅剧目，将嘉绒藏族文化、东女文化转化为非遗工坊体验、文创市集、民俗展演等产品，既保留了原生态风情，又满足了现代游客的体验需求。同时，村里建设了多语言标识系统，让民族文化能够跨越语言障碍，走向世界。

江苏东罗村位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兴化垛田范围内，完整保留明初移民聚落格局和垛田传统耕作技艺。为留住乡愁记忆，村庄建起 “东罗秋实” 乡村发展展览馆，陈列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农耕工具、生活实物和文字记载，生动展现乡村变迁脉络。同时，村庄将农耕文化与现代旅游结合，游客可以体验垛田插秧、捕鱼捞虾等农事活动，品尝大米、龙香芋、大青虾等国家地理标志性产品，让农耕文明成为乡村旅游的独特 IP。

从云南阿者科村的哈尼梯田文化到安徽西递村的徽派建筑文化，从山东烟墩角村的大天鹅保护文化到福建官洋村的畲族文化，这些村庄证明：乡土文化不是过时的古董，而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精神财富，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，就能成为乡村旅游的核心竞争力。

（三）产业融合：构建富民强村的经济体系

旅游的本质是体验经济，而可持续的乡村旅游必须建立在完善的产业体系之上。中国 “最佳旅游乡村” 的共同特征的是，以旅游为纽带，推动农业、文化、康养、研学等多产业深度融合，构建起多元业态、多方共赢的产业生态，让旅游真正成为富民强村的支柱产业。

荻港村的产业融合实践极具代表性。作为拥有 2500 余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，村庄坐拥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、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桑基鱼塘系统、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蚕桑丝织技艺三大世界级文化遗产。基于此，荻港村构建了 “文化体验 + 农事休闲 + 美食住宿 + 研学旅游” 的多元业态：60% 以上的家庭从事旅游行业，经营民宿、农家乐、文创店等；开发了桑基鱼塘研学、大运河游船、蚕桑丝织体验等特色项目；2024 年吸引了来自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，旅游收入达 1.06 亿元。

东罗村则通过 “政府引导 + 企业运营 + 村民参与” 的模式，实现了产业规模化发展。村庄引入市场专业团队，打造 “碧水东罗” 主题 IP，开发了 “耘朵” 民宿、“几木” 咖啡、“八十八仓” 等特色项目。村民以土地、房屋入股，共同参与旅游项目开发、运营和服务，共享发展红利。2024 年，东罗村全年实现集体经济可支配收入 285 万元，增长 5%；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4066 元，增长 8.1%，实现了集体经济与村民收入的同步增长。

安徽小岗村则走出了 “红色旅游 + 乡村休闲” 的特色路径。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，小岗村以 “大包干” 精神为核心，打造了农村改革纪念馆、当年农家等红色旅游景点；同时结合现代农业发展，开发了采摘体验、田园观光等项目，让游客在感受改革精神的同时，体验乡村田园生活。红色文化与绿色农业的融合，让小岗村成为兼具教育意义和休闲价值的旅游目的地。

这些村庄的实践表明，乡村旅游不能局限于单一的观光游览，而应通过产业融合延伸价值链，让游客有得看、有得玩、有得吃、有得住，同时让村民能够参与到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，实现 “旅游富民” 的根本目标。

（四）多元共治：筑牢和谐发展的治理根基

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有效的治理体系。中国 “最佳旅游乡村” 普遍建立了政府、企业、村民、游客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，形成了权责清晰、协同高效的治理格局，为旅游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。

在政府层面，各地政府普遍发挥规划引导、政策支持、基础设施建设等作用。例如，丹巴县对基卡依村给予 “政策 + 项目 + 创新” 驱动，推进精品民宿集群建设和沉浸式康养业态发展，完善观景平台、多语言标识等基础设施；江苏省则通过打造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镇，推动东罗村等乡村纳入全省旅游发展大局，给予资金、人才等方面的支持。

在企业层面，专业的市场主体带来了先进的运营理念和管理经验。东罗村引入专业团队进行整体运营，打造主题 IP、开发特色产品、拓展营销渠道，提升了旅游发展的专业化水平；荻港村则通过市场化运作，整合村内资源，实现了旅游项目的规模化、规范化发展。

村民的主体地位在治理中得到充分体现。这些村庄普遍建立了利益共享机制，通过土地入股、房屋出租、参与经营、务工就业等多种方式，让村民成为旅游发展的受益者。同时，村民主动参与村庄治理，成立村民理事会、旅游协会等组织，参与旅游项目规划、服务质量监督、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。例如，黄岗村村民自发组建了非遗传承队、导游服务队，既保障了旅游服务质量，又增强了村民的主人翁意识。

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，实现了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、村民参与的有机统一，既保证了旅游发展的方向不偏离可持续发展轨道，又激发了市场活力和村民积极性，为乡村旅游的长期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三、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共性挑战

尽管 19 个 “最佳旅游乡村” 取得了显著成就，但从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整体来看，依然面临着一些共性挑战，这些问题也是未来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需要破解的关键。

（一）同质化竞争严重，特色优势不突出

当前，不少乡村在发展旅游时盲目跟风，缺乏对自身资源的深入挖掘和精准定位，导致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。无论是千篇一律的民宿、农家乐，还是大同小异的观光项目，都难以满足游客多样化、个性化的需求。相比之下，19 个 “最佳旅游乡村” 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，关键在于其独特的生态、文化资源和差异化的发展路径。如何引导更多乡村挖掘自身特色，避免 “千村一面”，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课题。

（二）生态保护与开发的平衡难度大

部分乡村在旅游开发过程中，存在重开发、轻保护的倾向，过度建设、游客超载、环境污染等问题时有发生，破坏了乡村原有的生态环境和风貌。虽然 19 个 “最佳旅游乡村” 在生态保护方面做出了示范，但对于更多普通乡村而言，如何在旅游开发中守住生态底线，实现开发与保护的良性循环，依然面临巨大挑战。尤其是在游客量快速增长的情况下，如何平衡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，考验着乡村的治理能力。

（三）产业层次偏低，价值链延伸不足

多数乡村旅游仍停留在观光、采摘、餐饮等初级业态，产品附加值不高，产业链条短，抗风险能力弱。相比之下，荻港村、东罗村等 “最佳旅游乡村” 已经实现了多产业深度融合，构建了完整的价值链。但对于更多乡村而言，由于缺乏资金、人才、技术等要素支撑，难以实现产业升级和业态创新，导致旅游收入增长缓慢，难以有效带动乡村全面发展。

（四）人才短缺问题突出，服务质量有待提升

乡村旅游的发展需要大量懂经营、会管理、善服务的专业人才，但当前农村地区人才流失严重，留守村民大多年龄偏大、文化水平不高，难以满足现代旅游发展的需求。尽管部分 “最佳旅游乡村” 通过引进专业团队、开展技能培训等方式缓解了人才短缺问题，但从全国范围来看，人才短缺依然是制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瓶颈，导致不少乡村旅游服务不规范、体验感不佳。

（五）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，村民获得感不强

部分乡村在旅游开发中，村民的参与度不高、利益分配不合理，导致村民对旅游发展的积极性不强，甚至产生抵触情绪。而 19 个 “最佳旅游乡村” 的成功，关键在于建立了完善的利益共享机制，让村民真正从旅游发展中受益。如何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，保障村民的知情权、参与权和收益权，让旅游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村民，是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。

四、“最佳旅游乡村” 经验的可复制推广路径

19 个 “最佳旅游乡村” 的实践不是不可复制的偶然，而是蕴含着可借鉴、可推广的发展规律。推动这些经验的落地生根，需要结合各地实际，从资源挖掘、产品创新、产业升级、治理优化、人才培育等方面入手，探索差异化的发展路径。

（一）精准定位：挖掘本土特色，打造差异化 IP

每个乡村都有独特的资源禀赋，关键在于精准挖掘和有效转化。借鉴 “最佳旅游乡村” 的经验，首先要开展全面的资源普查，梳理生态、文化、农业等各类资源，明确自身的核心优势。在此基础上，进行精准定位，打造差异化的旅游 IP：生态资源丰富的乡村可发展生态观光、康养度假；文化底蕴深厚的乡村可聚焦非遗传承、民俗体验；农业基础好的乡村可打造农事研学、田园休闲等特色产品。例如，借鉴阿者科村的梯田文化 IP、桃坪村的碉楼建筑 IP，让每个乡村都形成独特的吸引力。

（二）生态筑基：坚持保护优先，实现绿色发展

复制 “最佳旅游乡村” 的生态发展经验，核心是树立 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 的理念，将生态保护贯穿旅游发展全过程。一是要制定科学的旅游发展规划，合理划定开发边界和游客承载量，避免过度开发；二是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，完善垃圾处理、污水处理等系统，推广绿色能源、绿色交通；三是要倡导绿色旅游方式，引导游客文明旅游、低碳出行；四是要将生态保护与村民利益挂钩，让村民从生态保护中获得收益，激发其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。

（三）产业升级：推动多业融合，延伸价值链

借鉴荻港村、东罗村的产业融合经验，推动乡村旅游从单一业态向多元融合业态转型。一是要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，将农业生产、文化传承、旅游体验有机结合，开发研学旅游、文化体验、农事休闲等产品；二是要延伸产业链条，发展农产品深加工、文创产品开发、乡村电商等配套产业，提高产品附加值；三是要创新业态模式，发展乡村民宿、康养度假、乡村露营、共享办公等新业态，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；四是要加强品牌建设，打造区域公共品牌和产品品牌，提升乡村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。

（四）治理优化：构建多元共治，完善利益机制

复制 “最佳旅游乡村” 的治理经验，关键在于构建政府、企业、村民、游客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体系。一是要强化政府的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作用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，优化营商环境；二是要引入专业的市场主体，提升旅游运营的专业化水平；三是要保障村民的主体地位，建立 “村民入股 + 务工就业 + 收益分红” 的利益共享机制，让村民深度参与旅游发展；四是要建立健全村规民约，引导游客文明旅游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。

（五）人才培育：内外并举，强化智力支撑

破解乡村旅游人才短缺问题，需要采取 “引进来” 与 “走出去” 相结合的方式。一是要制定优惠政策，吸引大学生、返乡青年、企业家等各类人才投身乡村旅游；二是要与高校、科研机构、旅游企业合作，建立人才培训基地，开展经营管理、服务技能、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培训，提升本土村民的专业素养；三是要借鉴基卡依村、圣约翰小镇的经验，建立人才激励机制，对优秀人才给予表彰奖励，留住人才、用好人才。

五、国际借鉴与中国经验的全球意义

在全球乡村旅游发展浪潮中，中国 19 个 “最佳旅游乡村” 的实践不仅为国内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样本，也为全球乡村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。同时，国际上其他 “最佳旅游乡村” 的发展经验，也为中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。

印尼乌基尔萨里村凭借手绘蜡染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成立工匠组织和艺术协会，通过线上线下平台推广蜡染工艺，举办文化游行、蜡染节等活动，让传统工艺成为旅游发展的核心动力。其将单一非遗转化为完整产业体系的经验，对中国乡村挖掘非遗价值具有重要借鉴意义。

墨西哥夸特罗奇内加小镇通过湿地恢复、水体净化与本地物种保护等举措改善生态环境，设立生态教育中心，组织观鸟、皮划艇、环保志愿活动等项目，打造了生态旅游的典范。其在生态修复与旅游开发相结合方面的实践，为中国乡村处理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提供了参考。

奥地利圣约翰小镇则通过打造全季旅游产品，冬季推出高山滑雪、圣诞集市等项目，夏季开展徒步、山地骑行等活动，同时创新服务模式，将百年邮政局改造为共享办公场所，满足远程办公游客的需求。其业态创新和服务升级的经验，对中国乡村拓展旅游市场、提升服务质量具有启发意义。

与此同时，中国 “最佳旅游乡村” 的实践也为全球乡村发展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。一是坚持生态与发展的辩证统一，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，为全球生态脆弱地区的乡村发展提供了借鉴；二是注重文化的活态传承，让传统文化在旅游发展中焕发新生，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路径；三是通过多元共治和利益共享机制，实现了乡村的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，为全球乡村治理提供了新样本。

从浙江余村到安徽西递，从贵州黄岗到四川基卡依，19 个 “最佳旅游乡村” 的实践证明，乡村旅游不是简单的 “卖风景”，而是以旅游为纽带，实现生态、文化、经济、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。这种发展模式，既符合中国乡村振兴的战略需求，也回应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时代命题。

结语：以乡旅之笔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

19 个 “最佳旅游乡村” 的诞生，是中国乡村旅游发展迈向国际化的重要标志，更是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成效的生动缩影。这些村庄以生态为基、文化为魂、产业为脉、治理为要，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旅游之路，为全国乃至全球乡村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。

当前，乡村旅游已经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、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纽带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载体。面对新时代新征程，我们既要总结推广 “最佳旅游乡村” 的成功经验，引导更多乡村挖掘自身特色、实现高质量发展；也要正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，不断破解同质化、人才短缺、生态保护等难题。

未来，乡村旅游的发展需要继续坚守可持续发展理念，深化文旅融合，完善利益联结机制，让更多乡村实现生态美、文化兴、产业旺、村民富。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乡村走上特色化、精品化、规范化的发展道路，中国必将涌现出更多 “最佳旅游乡村”，以乡旅之笔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，为全球乡村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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